电商独角兽我的万物集轰然倒塌：上海总部人去楼空、创始人失联、拖欠供应商超4 亿元货款。悲剧的开始，是一场失败的对赌。

　　这样的故事，在投资圈不是个例。十年前一级市场狂热期签下的对赌协议，正迎来集中爆雷期：Pre‑IPO 逻辑失效、A 股审核收紧、港股流动性萎缩、美股对中概股趋冷，大批当年被视为 “走个流程” 的回购条款，如今变成悬在创始人和投资人头顶的利剑。从百亿独角兽到批量创业项目，一场由对赌引发的行业困局，正在全面上演......

　　发件人是她跟了六年的一个项目。消费品牌，融到了C轮，几家头部机构联合背书，在那个赛道最热的年份，这个项目几乎是她职业生涯里最拿得出手的案子。当年签协议的时候，对赌条款翻到那一页，创始人扫了一眼，没怎么犹豫就签了。约定时间内完成上市，否则触发回购，年化利率8%。那一刻两个人都觉得，这不过是一份走程序的文件。上市是迟早的事，这个条款大概率永远不会被翻出来用。

　　张琳做了一个简单的计算：回购本金，加上这几年按8%累计滚下来的利息，那个数字已经是创始人个人根本无力承担的量级。账上的现金是用来发工资维持运营的，动不了；创始人自己的资产早就押进公司里了，也没有。坐下来谈，能谈出什么？最好的结果，不过是一个再等等的承诺。她盯着屏幕，不知道该回什么。

　　他是一家科技公司的创始人，从天使轮一路融到C轮，历时七年。每一轮都有对赌，每一轮的条款都在叠加——上市时间节点、回购利率、连带责任。当年签的时候，他没有太多选择，要钱就得签，不签投资人转身就走。他告诉自己，只要公司上市，这些条款就自动解除，根本不是问题。

　　审核收紧，材料反复被问询，中介机构换了一轮，时间就这么耗过去了。对赌节点到了，王磊第一反应是给每一个投资人发消息，说项目还在推进，请求宽限。有的投资人回了，说可以谈；有的投资人没回，挂着。他每天早上睁眼，第一件事就是看手机，怕的不是业务数据，而是哪个投资人突然变了态度。

　　公司账上还有钱，但那是员工的工资、供应商的货款，他一分都不敢动。按照几轮对赌叠加下来的回购金额，就算他把公司卖了，也不够还。他私下跟朋友说了一句话：当初签那些协议的时候，我以为我在借一把梯子，现在才知道，我签的是一根绳子。

　　这个困局，眼下正在中国一级市场密集上演。2018年到2021年，是一级市场最亢奋的几年。Pre-IPO逻辑盛行，钱多项目少，投资人抢着进，创始人有底气挑。对赌协议在那几年几乎成了每一轮融资的标配——投资人用它换估值让步，创始人用它拿到更高的融资额，双方都默认上市只是时间问题，没有人认真想过，如果退出窗口整体关闭，这些条款同时触发会是什么局面。

　　那批协议约定的上市节点，大量集中在2023年、2024年前后。偏偏这两年，A股审核收紧，港股流动性有限，美股对中概股不友好，退出渠道全面收窄。投资人收到无力履约通知的频率越来越高，有的项目是创始人主动告知，有的是追问才说，还有的干脆失联，电话不接，消息不回。无论哪种情形，结局都指向同一个处境：对赌触发了，钱要不回来，项目悬在半空，一卡就是两三年。

　　强行要求回购，追偿压力一旦压下来，公司融资受阻，团队人心浮动，一个还有造血能力的企业可能迅速恶化。公司一旦垮掉，投资人作为股权持有人，在清偿顺序上排在所有债权人之后，能拿回来的往往只有零头，有时什么都没有。鱼死网破，谁都清楚。但选择搁置等待，GP对LP同样无法交代——DPI摆在那里，对赌白纸黑字，最后不了了之，下一期募资的时候这些烂账会被翻出来逐条审视。

　　消费赛道热到发烫，新品牌一夜估值翻倍，LP疯狂涌入，机构账上弹药充足。那一年她看了两百多个项目，出手了七个，每一个都在抢，有的项目term sheet发出去，两天内就被别的机构截胡。市场就是那个节奏，慢一步就没了。

　　投资人用对赌换条件，估值谈不下来，就在协议里加一条：约定时间内上市，否则回购。这是一个在数字上看起来对等的交换，投资人接受更高的估值，创始人承担上市未达成的退出风险。谈判桌上，这个条款的杀伤力看起来很低：那几年一级市场退出逻辑顺畅，IPO通道没有现在这么拥堵，Pre-IPO项目的上市兑现率相当高。签对赌不是在赌，更像是在给一份大概率不会被触发的保险合同盖章。

　　融资市场上，投资人手里有钱，条款怎么写，创始人很难有太多讨价还价的空间。更重要的是，那几年创业者普遍相信自己能上市，上市是终点，对赌是通向终点途中的一个路障，只要跑得够快，压根不会撞上。有的创始人甚至主动提出愿意加对赌条款，以此换取更高估值或者更快的决策速度。双方一拍即合，协议签下去，皆大欢喜。

　　2015-2021年，这六年是中国一级市场的黄金窗口。科创板开闸、注册制推进、港股18A规则落地... ... IPO数量逐年攀升，明星项目上市即破百亿，Pre-IPO轮的投资人往往账面浮盈丰厚，DPI漂亮，LP满意，GP募下一期顺风顺水。对赌，在那套系统里是一个运转顺畅的齿轮，咬合紧密，没有异响。

　　2021年下半年开始，监管收紧信号陆续释放，互联网、教育、医疗等多个赛道的明星项目IPO搁置，市场情绪迅速降温。2022年，A股IPO审核节奏明显放缓，问询轮次增加，审核周期拉长，大量排队企业主动撤材料。2023年，全面注册制落地，但与此同时，监管对盈利门槛、信息披露的要求同步抬高，不少原本以为快上了的项目发现自己还差得很远。港股那边，流动性持续萎缩，中小市值新股破发成为常态，投资人算完账发现，上了还不如不上。

　　对赌条款的另一个结构性隐患，是利率叠加的雪球效应。年化8%看起来不高，但一旦项目进入漫长的等待期，利息年复一年滚下去，三年就是24%，五年就是40%，加上本金，这个数字很快会超过公司的实际承受能力。更麻烦的是，一个融了多轮的项目，往往每一轮都有对赌，每一轮的利率、节点、连带责任条款各不相同，叠加在一起之后，没有一个律师能在短时间内理清楚谁对谁负有什么义务，更别说执行了。

　　一个老道的投资人复盘自己签过的一批协议时说，那些条款是在市场最好的时候设计的，每一条单独看都合理，但没有人想过，如果市场整体变了，这些条款叠在一起会是什么效果。现在看，当年签协议的时候，我们其实没有在管理风险，我们只是在把风险往后推。

　　不是为了要钱，是为了谈判。他的策略很简单，在公司还没有彻底撑不住之前，主动坐到桌子对面，把能谈的都谈了。有的投资人愿意展期，把回购节点往后推两年，条件是利率上浮；有的愿意折价和解，按当初投资本金的七折或者八折了结，双方一笔勾销；还有一个投资人，直接提出把债权转成股权，赌公司后续还有机会退出。每一家的诉求不一样，每一家的底线也不一样，王磊一家一家谈，谈完一个算一个。

　　他私下说，这比当年融资还累。融资是求人给钱，谈判是求人放人，两件事都要低头，但后者更难，因为对面坐着的人，已经开始后悔了。

　　过去两年，越来越多的机构开始意识到，对赌这个工具，在当下的市场环境里正在系统性失灵。强推回购，路走不通；等待观望，DPI压力越来越大；折价和解，账面亏损要向LP解释。没有一条路是好走的，每一条都要付出代价。于是，越来越多的投资人开始把精力从怎么要钱转向怎么还能退出，这是一个微妙但重要的转变——承认追偿是死局，转而寻找另一条活路。

　　双方协商把回购触发节点往后推，给企业更多时间冲刺上市或者寻找并购机会。这个方案的逻辑很简单：时间换空间，赌公司还有机会。但展期不是免费的，投资人通常会要求利率上浮，或者附加新的条件，比如创始人追加个人担保、引入新投资人时优先保障老股东退出权益。对创始人来说，展期意味着压力被延后，但总量在增加；对投资人来说，展期意味着DPI继续难看，但至少保留了退出的可能性。

　　按本金的一定比例了结，不再追利息，双方签字，一笔勾销。这个方案在账面上是亏损，但对GP来说，落袋为安好过悬在空中。更重要的是，折价和解之后，这个项目从基金的待处置列表里消失了，GP可以腾出精力和资源去处理其他项目，也可以向LP给出一个明确的交代。某机构合伙人私下说，折价和解就像是壮士断腕，疼，但断了就断了，总比那条手臂一直在那里腐烂要强。

　　投资人把回购债权转化为公司新一轮的股权，用未来的退出收益对赌当下的亏损。这个方案需要企业本身仍有成长逻辑，投资人也要有足够的风险承受能力和耐心。能走通这条路的项目不多，但对于那些基本面还扎实、只是上市时机没踩准的企业来说，这或许是代价最小的一种解法——债权消失了，股权留下来，双方重新站回同一边。

　　现实中，相当一部分项目连这个前提都不具备。创始人失联的、公司已经资不抵债的、核心团队早就散了的，这些项目的投资人，连谈判桌都坐不到。对他们来说，对赌协议早就不是一个可以执行的工具，而是一份记录着这笔钱去向的历史文件。

　　部分机构已经开始在新签协议里做出调整：回购利率设置上限，不再允许无限滚动；触发条件增加市场环境的豁免条款，比如如因整体IPO市场关闭导致上市未达成，节点自动顺延；回购义务的连带责任范围收窄，不再要求创始人以个人全部资产兜底。这些调整，本质上是在把一份当年只为保护投资人设计的合同，改写成一份双方都能活下去的协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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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过去，LP看GP的能力，看的是投到好项目的眼光。现在，LP开始同样关注GP在项目出问题之后怎么处理——对赌触发之后是硬推还是灵活谈判，折价和解的决策速度，以及对僵尸项目的止损能力。一个对赌触发后处置得当、DPI稳步回收的GP，在LP眼里的价值，并不低于一个押中独角兽的GP。退出管理，正在成为GP能力体系里越来越重要的一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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